時至今日，在不同的地區和國家在冷戰後，面對中國大陸所形成的威脅感有不同程度的加強或減弱，但“中国威胁论”并未直接的态度，有时甚至不明所以。
六四事件后，部分媒體和人士認為，中国共产党當局开始推动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政治宣传以鞏固政權，相继推广《环球时报》等民族主义媒体，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同时快速扩充军费，窃取各国军事、经济机密，对争议中的海域宣示主权并加强军事存在。外部观察家逐步提出中国大陆是一种军事政治威胁的观点。[15]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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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臺海現狀
對中華民國來說，「中國威脅論」指的是实际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對前者造成的威脅。
中華民國政府於1987年解除戒嚴後，隨著開放探親等措施，兩岸關係日趨緩和；但是，中國大陆先後經歷六四天安門事件及千島湖事件，加上不放棄對台武力威嚇，讓台灣民眾普遍對中國大陆的觀感不佳。
1990年代以來，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歷經修憲及終止動員戡亂狀態，已不再視中國共產黨及其掌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為叛亂者，但前者經常以中華民國政府（特别是國民黨執政下）無法接受的方式談論關於對日抗戰[16]、國共內戰[17]、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台灣民主化[18]、台灣本土化運動及台灣獨立運動的看法與立場，並对台湾武力威嚇、以及持續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
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表示，台灣面對中國大陸軍事崛起的威脅，應更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強化與美日同盟、持續建立自我防衛的力量，以維護台海和平與亞太區域安全。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認為「兩岸關係的改善與穩定，主要取決於中國大陸是否走向民主，中國大陸民主化一直影響了兩岸的進程跟台海關係穩定。民主與人權是台灣最重要的資產，台灣更應積極的在中國大陸民主進程上，助其一臂之力。只有中國大陸民主化，雙方才可能在相同制度的基礎上，穩定的互惠往來。」[19]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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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莫哈末是第一个反驳“中国威胁论”的亚洲领袖[20]。20世纪90年代“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盛行时，马哈迪曾表示，中国是地区的大国，能够在地区政治、经济与安全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因而主张对华务实合作[21]。2012年5月26日，他针对“中国威胁论”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说到：
“
任何一个国家把他国看成“威胁”，这种状况是不妥当的。如果想封堵中国，那中国就可能以扩军来对抗，形成军备扩张竞赛。中国历史上就是个通商国家，从来就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亚洲国家有必要通过对话增进相互理解。
”
——马哈迪[22]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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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冷戰的背景下，1991年12月13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Leslie H. Gelb撰寫題為「Breaking China Apart」（分裂中國）的文章；後有Charles Krauthammer在1995年7月31日的《時代週刊》（Vol.146，Iss. 5）撰文「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為何我們必須圍堵中國）。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朱成虎的對美核武言論曾引起很大的爭議。
中國威脅論在新保守主義很流行。他們的想法是，美國有特別責任領導別的國家到一個民主的將來，也覺得美國必須當世界唯一的超權國家。但是在整個的美國保守運動，中國威脅論是有爭議。美國“親商業保守派”反對這個思潮，認為貿易和文化接觸會對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有利。
习近平在2012年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由于中国放弃了“韬光养晦”的策略，推行“一带一路”大国外交政策，加上在各领域的全面崛起及其带来的威胁日益增大，美国共和黨的保守派部分亲中派（如沈大伟）转变了看法，遂建议美国政府逐渐放弃对华的接触政策，转而采取强硬策略。共和黨和民主黨雖然在國內的內政有嚴重分歧和衝突，但皆認為中國威脅美國的軍事、經濟及知識產權。參看2018年美中貿易戰。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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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發言「中國正成為威脅」，這是小泉內閣首次有閣員在公開場合提出「中國威脅論（中國脅威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亦表示，過去20年來，中國軍費快速增長，目前已達約20倍之多。
2017年1月29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報道稱，日本驻英国大使馆每月支付英国右翼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英语：Henry Jackson Society）1万英镑，一些与亨利·杰克逊协会过从甚密的英国国会议员曾被日本政府出资邀请访问日本，以帮助日本在英国制造及渲染中国威胁论[23][24]；對此，今日俄罗斯、《印度快报》等媒体跟进报道，日本媒体一致保持沉默，英美主流媒体大多没有跟进报道[來源請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媒体《环球视野》的报道中，共同通訊社客座论说委员冈田充亦声称：很多日本记者私下感叹“不在稿子里加入批判中国的评论，稿子就通不过”、“这不是上司的命令、而是记者的自我审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言论空间中已经常态化”等等[25]。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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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軍事關係的緊張主要在於对双方争议边界问题，以及對巴基斯坦的軍事援助。1998年5月，印度國防部長喬治·費爾南德斯在印度進行核試驗後，宣揚「中國是印度潛在的頭號威脅」的言論。及後，費爾南德斯本人收回這種說法，表示要和中國友好，但印度军事部署的加强，被各界军事家认为是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
苏联（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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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后，在苏联和世界上就存在着关于中国威胁的论调。法国总理达拉第在会见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时候便提出了“黄祸论”的问题。[26]而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陷入高度紧张状况，又由于中国继而实施了动员行为（“一号战备令”），而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相当地广人稀、难以防御，整个苏联国内泛起了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恐惧。在持不同政见者的苏联知识分子群体中，这种中国威胁论思想也非常普遍，如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写道：
“
约瑟夫·斯大林在1941年没有充分考虑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冒险主义。（……）他认为，希特勒会从分析实际的因素出发，而不是从幻想出发。就是在今天，特别是在苏中关系的现状下，我们更不应该忘记1941年的教训；因为毛泽东也不是从分析实际因素行事的，而是从他自己对实际情况有时候极其荒诞的想法行事的。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到，来自毛泽东集团的毫无理智的冒险行为。
”
——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下册，第772页